被皇帝偷看心声日志后(230)

　　自甲寅变法第三年之后，因为赔款收入暴增，海路畅通后粮食充足，内阁免去了九边及陕甘百分之五十的税赋、宽免了江南各省上缴漕粮的义务，为云贵驻扎的军户补发了积欠十余年的税负；自第五年开始，朝廷则进入了后世称之为“败家子财政”的阶段：该年各省上缴税负一共一千七百五十二万两有余，朝廷拨给各地的投资俸禄及各赈灾款项则高达两千九百万两；国库超支一千一百万两有余，全部靠赔款与海贸调配。到第九年后，事情则进入到匪夷所思的阶段——各省的财政百分七十以上都依靠着中央拨款，自己的税收居然还不足三成！

　　至此，“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终于形成了：历朝历代都是地方供养中央，现在一转攻势，居然变成了中央供养地方；往常地方掌握财源，还有能力与中央博弈一二，现在中枢朝廷握着所有省份的输血管，谁还能抵御内阁的意志？

　　政治就是财政，财政就是政治；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，掌握了钱袋子就掌握了一切。当中央财源空前膨胀之后，内阁的意志便不再受任何掣肘。至此，由商鞅秦始皇至大安高祖朱重八以降，两千年来中央集权主义者最梦寐以求的理想终于降临了——没有地域之分，没有门户之见，中枢可以随心所欲调配一切资源，借助大一统的制度发挥出无可思议的优势；合六千万人之心为一心，天下还有谁是中土的对手？

　　也正因为如此，甲寅变法才被称为中华近代化的开端、新时代隐约的回响；宋元之后皇权不下县，封建时代封闭而又保守，朝廷的政策有十成力度，落到实际或许只有一二成；而在打通了中央到地方的脉络之后，内阁用尽浑身解数，却可以勉强将中央的意志落实三到四成——不要小看这区区一二成的进步；不积跬步，无以至千里，中原之所以能后来居上，恰恰是因为每次变革中这一二成的优势。

　　执行度的提升会优化整个系统运转速度，而不仅仅局限于财政一隅；实际上，当变法全面铺开之后，新制度的嫩芽就已经露出了苗头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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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【以下涉及历史敏感内容，不适宜播放】

　　真君砸了砸嘴，颇为不耐的划了一划，却见那大红字号的提醒依然顽固悬在空中，丝毫没有消失的意思，不觉大为扫兴。也不知道这天书是什么个标准，莫名其妙总会屏蔽一些所谓的“敏感内容”，拒不播放，无论如何费力，亦毫无作用。

　　——有什么是他飞玄真君万寿帝君都不能看的呢？未免也太过见外了！

　　所幸四面趴了一地，没有人敢抬头窥伺圣意；所以皇帝可以尽情的显摆脸色，发泄被隐瞒的不快。

　　当然，这不快也只是一闪而过。作为一个即将有钱有权且永垂不朽的皇帝，真君保持了充分的大度。不会在乎这一点小小的敏感内容。他哗啦啦向下翻了好几页，终于看到了没有屏蔽的内容

　　【……近代化的要义之一，就是打破各地封闭保守的自然经济，建立统一的全国市场。而在甲寅变法中，这艰难的进程被以某种古怪的形式达成了——自然经济当然抗拒外力，却绝对拒绝不了白花花的银子；封建制度下地方势力保守顽固，牢牢把握着当地一切财源；但再怎么样金山银山的财源，能比得上中央上百万两银子的拨款？

　　若有阻力，白银横扫；阻力加大，白银加多。甲寅变法所有的思路，不过如此。

　　所以，历史真是诡异得无法言说。从大安高祖朱重八以来，历代名臣夙兴夜寐，穷尽手腕与地方势力争夺权威；而最终这持续数百年的央地矛盾，竟尔在甲寅之后迎刃而解，再不值一提。而这样光辉宏伟的功业，并非是出自于政治的清明或者人性的蜕变，而纯粹只是因为钱——甲寅变法中的官场同样是因袭数百年贪污腐化的官场，但朝廷灌下来的钱实在是太多了，多得是大水漫灌汹涌澎湃，多得超乎了想象超乎了经验，乃至于朝野官吏上下其手之后，居然都还能留下足够的钱给可靠的人办实事。

　　取之尽锱铢，用之如泥沙，仅此而已。

　　当然，任何一个稍有常识的政客都能看出这种模式下巨大的隐患：变法的成功纯粹依赖着超乎想象的巨大现金流；一旦现金流稍有阻遏，变法都会立刻遭遇挫折。所以，在变法派整出白银横扫战术之后，保守派虽然大受打压，但心中仍然存有极大的希望。他们在私下里称变法派为“桑弘羊”，皇帝为“汉武”，认为此竭泽而渔的招数绝不长久；只要财政断绝，就是翻盘的良机。

　　应该说，这个推测其实是相当有道理的。在变法派穷凶极恶的花钱效率下，东瀛不到九年就被刮了精光，“活像榨汁后的烂橙子”（出自英吉利银行的精妙比喻）；五年破家九年亡国，速度之快超乎常理，绝非正常体制可以承受——但问题是，世界上难道只有一个橙子吗？

　　没错，这就是变法渐入佳境之后，内阁开始四处出击的根本原因。东瀛榨干了要换西班牙，西班牙榨干了要换荷兰，荷兰榨干了要换法兰西。必须以闫东楼开发出的全新技术不断榨汁不断吸取，要抽取到足够多足够丰美的汁液，才能供应内阁挥霍无度的变法政策。

　　这种吸取甚至并不是有意识的。穆祺曾经在多个场合为朝廷辩解，称自己及自己的同僚“一向爱好和平”、“无意战事”，每次都会引来乐不可支的哄堂大笑，甚至诞生了俗语“穆祺许诺的和平”；但从当时内阁的档案看，穆祺的辩词其实并不是完全虚妄。如果说中倭、中葡之战都明确的受到了国家意志的影响，那中西吕宋之战等就基本没有内阁指使，纯粹是因为商人争夺市场，各自购入武器火拼，将事情闹大了之后才捅到了内阁。面对这样的自行其是，内阁当然大为不满，一开始甚至是严词拒绝，试图保持距离；直到事态持续发展，才不得不接下了这个盘。

　　至于内阁为什么非得接盘嘛……这么说吧，吕宋之战涉及的那批货物里，有当时的皇帝及司礼监掌印合计八百三十万两的投资，要是内阁不下场翻盘，皇宫今年就只能喝西北风了。

　　所以你说有办法吗？其实就是没有办法。穆祺可能是热爱和平的，内阁可能也是热爱和平的。但变法走到了后期，已经是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利润，皇帝太监及显要官员在沿海工厂里数百万两上千万两的投资。谁能对这样的力量说不呢？

　　近代化的齿轮一但运转，就不是任何人可以阻止的，哪怕是它的缔造者。

　　题外话：在中西吕宋海战中，内阁顺利解救下了中方商人的货物，为皇帝赢得了巨额的利润。但战争也带来了意料不到的结果：相当多郁郁不得志的保守派在此战中终于彻底破防；大概是觉得此生再也看不到变法派翻车的时候，或者是因为投资了西班牙国债赔光了裤衩；这些人居然抱团逃往海外，借助荷兰人的庇护勉强落脚，然后写下了大量的谣言辱骂皇帝与内阁官员，至今仍有影响。

　　不过，其中有关皇帝“痴迷炼丹举止失措”、“老而不死刻薄寡恩”、穆祺“癫狂错乱口出妄言”，以及闫东楼“贪得无厌下作败坏”的记载，大概并不是谣言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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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皇帝倒吸一口冷气，猛的从肩舆上坐了起来！

 

 

第122章 招供

　　征伐倭寇的舰队于七月盛暑之时返回, 经山东驶往金陵，预备在此签署终战的条约。不过，在正式谈判之前, 悄悄外出的穆国公世子还要处理一些小事——紧赶慢赶一个月之后，朝廷的使者居然也恰恰在这几日抵达金陵，送来了朝廷给世子定罪的公文。

　　当然, 不需要世子对这大半年来朝廷局势的发展有什么深入的了解, 他只要看一眼使者那张惨白到略无人色的脸，就已经知道京城政治交锋的结局了。能够拿到千里出使直面政敌魁首的重任, 这位使者当然是倒穆派中的翘楚。但也正因为如此, 当他在途中听到了东瀛大败亏输的消息之后，心中才骤然生出了莫大的绝望：

　　无论如何, 这一局都是错尽错觉，输得是干干净净，再无回旋的余地了！